说起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可谓举世瞩目，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幅度的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而和周恩来，则是中国人民托举“两弹一星”的总指挥。从50年代开始，这两位巨人就为发展我国军事工业和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与当局谈判期间，曾受邀观看过美国爆炸的相关视频资料。这是新中国人中第一次有人亲眼看到爆炸的影像，这次观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以及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和周恩来都深刻地认识到，武器装备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一定要把装备的现代化作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因此，和周恩来对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从开釆原子能铀矿到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从导弹的研制到卫星上天，每一项重大决策及其实施，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进口和仿制苏式武器的同时，便着手尖端武器的研制和常规武器的改进工作。

  1954年秋，周恩来获悉地质部一支勘探队在广西省贺州市钟山县花山瑶族乡的西法山上发现了铀矿，他很看重，立即要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样品向他汇报，随即报告给了毛主席。

  很快，这块“开业之石”被送到了的办公桌上。手握这块铀矿石标本，掂了又掂，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的祖国也要发展原子能。”

  为实现的这一宏愿，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一宏愿，从此，周恩来就一直倾注满腔心血，负责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工作。

  很快，周恩来于1955年1月15日为安排主持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制核武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使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周恩来在此之前邀请原子能科学家钱三强和负责经济工作的、地质部的李四光、刘杰到总理办公室开会，讨论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基础理论，并通知他们参加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在书记处扩大会上，周恩来为使能更多地了解细节，不断提醒科学家们汇报更多的细节，详尽地介绍核物理和铀地质学。

  在这次会上，和周恩来特别兴奋。会后，他们和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周恩来特地交待：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发展我国原子能工业，并着手制定研制核武器的规划。

  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行为，、周恩来决心完全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尖端国防科学的研究。他们把我国国防科学研究，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探讨研究工作的立足点，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

  此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苏联的限制；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就不信邪，从不对任何压力屈服，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1960年7月18日，说：

  “幸好赫鲁晓夫没有给我们什么尖端技术援助，否则的话，对我们来说，要还这个债是很困难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召开彭德怀、和国防科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苏联断绝火箭燃料供应后的对策。周总理坚定地说：

  “苏联想用卡燃料的方法，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将导弹送上天！”

  中国科学家们以自己的艰苦拼搏，使、周恩来的预言得到了初步实现，就在I960年9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我国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

  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傲然竖立在发射台上。上午9时，发射发功。当天下午，在庆祝会上，激动地举杯祝酒说：

  1964年10月16日上午，来到周总理办公室。许多同志也都来到那架连着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专线电话机旁等待着。试验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决定刘杰负责和在前方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保持密切的联系。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自己研制的就要试爆了。

  刘杰又立即把毛主席的命令传达给张爱萍。经过各种测量、数据证实是核爆炸无疑。周恩来如释重负，随即拿起话筒再次向报告。

  听后非常激动，但指示暂不要向外宣布，当听到美国广播这一消息后，我们再宣布。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庄严宣布：

  刚开始，听众一下子都愣了，好像没有听清似的。紧接着热烈欢呼起来，长时间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与会人员无不激动万分，尽情地欢跳，热烈庆祝我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的首次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周恩来根据的指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名义，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郑重声明：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防御，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中国人民免受美国核威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第一颗的爆炸，现在应当是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第一颗试验成功后，又做出了新的决策，发出了“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

  周恩来立即组织实施，要求各国防工业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抓紧加强和氢弹、导弹的研制，特别强调要将两弹结合试验作为下一步的重点。同时，他要求总参谋部抓紧第二炮兵的组建。

  1966年5月进行的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对试验工作做了“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

  周恩来不仅这样要求，而且身体力行，对每一次核试验、导弹试验、氢弹试验，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主管部门领导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详细地询问可能会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认真检査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决定是不是进行试验。他还要求各主管部门，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釆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

  6月17日，天气晴朗，高空只有一片浮云。驾驶726号轰一6飞机的徐克江机组，携带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起飞了。

  由于心情紧张，投弹时驾驶员动作失常，氢弹未能在晨8时准时投下。这时，驾驶舱里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鼓励徐克江机组“保持镇静，果断行动”。

  20分钟后，飞机绕了一圈又回到投弹区上空。这次一切正常，降落伞准时张开。8点20分，氢弹降落在预定高度，准时起爆。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科技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抢在法国之前的誓言。从第一颗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则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最少。

  氢弹和相继诞生后，两者的结合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为了打破核垄断，我国在研制的同时，就把下一步的目标瞄准导弹核武器。

  1966年6月30日，当改进型运载火箭做试验时，周总理来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他一下飞机，就详细询问基地的情况。

  这年9月，当我国核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周恩来又亲自过问试验工作的细节。

  10月19日，“两弹结合”试验前夕，周恩来在与二机部、七机部负责人以及一部分科学家开会时，激动地说：

  “赫鲁晓夫不是说中国10年内搞不出吗？可我们只用了4年就搞出来了。这是争气弹、争光弹。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打岀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27日凌晨，“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周恩来都十分高兴，立即向试验场地传达他们的祝贺。他们为我国国防尖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与发展事业，真可谓是呕心沥血啊！

  在我国中远程火箭的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后，1965年，钱学森等上书中央，希望早日把人造卫星的研制列入国家计划。

  周恩来报告，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并把我国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接着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

  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以高难度尖端技术做支撑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卫星本体的研制，地面跟踪系统设备的研制，以及发射试验场的建设等要齐头并进。

  为了实现“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周恩来部署搞“全国大协作”，要求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还发出“特别公函”，要求各相关的单位做到要物给物，要人给人，全力以赴，研制卫星。

  1970年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4月1日运抵发射场。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也如期交付使用。

  4月14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刚从发射基地返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人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汇报。

  “中央同意你们的发射计划。卫星和运载火箭运到发射地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来测试检查。从今天起，测试情况每天向我报告。”

  1970年4月24日，卫星发射场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空一碧如洗，是一个好日子。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9点30分。

  下午3点50分，周总理电告国防科委，主席已批准这一次发射，希望我们大家鼓足干劲，仔细地做好工作，要一次发射成功。

  周恩来听到报告后，立即向报告了这一喜讯，而在书房里紧紧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从卫星上发来的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他为中国自己研制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激动得热泪纵横。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火箭的远程发射能力已大幅度的提升，中国发射核武器的能力也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核盾牌已经越来越有力了。把祖国的安全和富强看得高于一切的毛主席，怎能不为此而兴奋呢！

  如此看来，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真的能够说是中国人民托举“两弹一星”的总指挥！